热议话题的源头是，7月6日，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互联网营销师等9个新职业。同时，还增设了“直播销售员”，互联网信息审核员等5个新工种。

此次，官方增设新职业、新工种，是近年来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发展的一个缩影，也为高职教育迎来黄金时代的埋下伏笔。

国家政策早有规划。继去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即“职教20条”）出台后，高职扩招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更是扩招200万，且中央财政拨付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增加到257亿元，职教政策接二连三，各地纷纷抓住政策红利，发展职教。

叠加职教政策红利和新基建热潮，职教发展有了新的方向和任务，特别是在新基建驱动的新一轮产业升级背景下，职教发展如何回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产城融合在人才生态培养方面能否有新的突破等等，都是各地当下及未来职教发展中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职教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众多部门协同发力，此次，华为联合各地职校和教育部门，举行产教融合论坛系列论坛，旨在为各方搭建一个平台，集思广益，共同探索各地职教发展新方向，引领当地职教实现创新发展。

河南的职业教育在总体规模和校均规模均在全国第一梯队，去年11月，河南发布《河南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此方案中提出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行动计划”等新举措，这些新举措该如何落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力职教的当下，老牌职教大省河南又该如何继续“乘风破浪”？

一直以来，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一直存在，即就业难和用工难同时存在，归根结底，这背后是劳动力的供需错配，学校教育不知道市场需要哪样的人才，企业也很难找到适合发展需要的人才。

疫情让就业难越发凸显。7月16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称今年大学生失业率“创同期新高”。具体来说，6月份，全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新毕业大学生，调查失业率达到19.3%，比上年同期上升3.9个百分点。

疫情之下，“保就业”、“稳就业”成了“六保”“六稳”之首。与本科教育相比，高职教育更侧重技能培养，就业导向更明确。据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的研究，在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的生力军，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职业教育涉及中小企业的稳定发展，也是“稳就业”的基石。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经历着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中职、专科高职层次培养的技能人才已不能完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以制造业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技能人才队伍以低技能人员为主，高技能人才占比较低。

据人社部统计，技能劳动者数量占我国就业人员总量约19%，高技能人才仅占5%，而日本高级技工占比为40%，德国则高达50%。这意味着，发展职业教育也是当下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多元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技能人才占比低也折射出产业发展的新方向，特别是今年，以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基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各地纷纷发布新基建投资计划，新基建热潮涌动，各地纷纷竞相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由此带来一波新基建相关人才的缺口。据《2020年新基建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新基建核心技术人才缺口长期存在，预期年底将达417万人。

事实上，新基建核心技术人才欠缺只是新职业缺口的一部分。据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未来五年，我国新职业人才缺口将破千万。其中，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缺口预计近150万、物联网安装调试员近500万、无人机驾驶员近100万、人工智能人才近500万等。

而这些新职业的人才背后往往是“就业满意度较高、需求增长型”专业，即高职“绿牌”专业，7月9日，麦可思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就业蓝皮书：2020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显示，高职“绿牌”专业包括信息安全、物联网应用技术、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等。

这一点，政策早有预见。去年2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又称“职教20条”）落地，从师资培养、产教融合、证书认证等方面提出职教改革发展举措，并提出改革目标，到2022年，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等。

随后，高职扩招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中，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明两年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按照全国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拨款应不低于12000元的水平，将给地方增加240亿元公共财政支出。为此，近日中央财政拨付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257.11亿元，比上年增加19.9亿元，缓解高职扩招给地方财政的负担，确保职教高质量发展。

无论从当下就业困境、产业转型需求还是政策导向，都预示着职教迎来了“黄金时代”。当下，推动职教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现代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也涉及到未来新一轮的产业竞争、经济转型的成败。

但职教如何突破重重困难，实现高质量发展，仍在摸索。

尽管“职教20条”中明确提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提出经过5年至10年左右的时间，职教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

规划是理想的，但在具体发展中，受多方因素影响，中国的职教发展被长期压制。长期“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念，让职业教育不受欢迎，一项调查显示，近7成的受访者是基于“孩子成绩不理想”而被动接受职校。

更重要的是，从培养机制上，专业师资，特别是“双师型”教师（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教师）缺乏一直是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拦路虎”。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政策应运而生。

早在2014年，国家战略就提出了“深化产教融合”“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2017年，《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出台，次年，《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进一步细化，明确提出7种校企合作方式和15条促进措施。

地方积极推进才能将上述国家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真正落地。截至2019年，全国已有27个省市自治区发布了有关产教融合的具体地方意见，基本形成了以国家、省、市三级主体的落实局面。

以河南为例， 作为最早一批纳入产教融合试点的省份，河南在2018年8月出台深化产教融合的具体意见，并在2019年11月发布的《河南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河南将实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行动计划”，并提到了引入第三方来评估改革效果。

一直以来，在职教发展中，校企合作进展不顺，企业投入成本大、参与意愿低已不是秘密，这也是产教融合难落地的隐因。

此次河南“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行动计划”回应现实难题，不仅计划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实施相关税收政策；还将全面推行“订单式”培养、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等“双培型”培养模式，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河南，推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行动计划”将为当地职教发展增添了新的羽翼，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河南的职教底子并不差，去年10月，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国家重点打造的10所世界一流职业院校行列，此外，河南已有9所高职学院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优质高等职业学校”，6所高职学校入围国家“双高计划”。

这些都离不开河南政府对职教发展的支持与培育。数据显示，河南省一般公共预算职业教育投入由2014年的100.6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73.9亿元，年均增长14.7%，高于同期教育支出增幅6.2个百分点。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水平由不足6000元增长到9300元，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水平由不足6000元增长到1.2万元，实现翻番。

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最能调动企业参与的热情，目前，已有一大批企业投入到河南职教的产教融合发展中，如中国知名科技公司华为，目前河南已有50家职业院校或者应用型本科与华为合作，其中，14家学校已经签约ICT学院，未来将与华为围绕人才培养展开深度合作；4家职业院校签约华为鲲鹏产业学院。

7月23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正式挂牌，挂牌仪式上，河南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张水潮称，希望学校把握机遇，把华为的技术、标准、管理和文化借鉴融入到学校的人才培养中去，把鲲鹏产业学院打造成为全省产业学院建设的标杆。

一个是科技企业的领头羊，一个是老牌职教发展领头羊，在职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华为与河南职教的产教融合实践，或将为各地提供产教融合的新样本。

当下，各地都不愿错过职教的黄金时代，纷纷发展推出职教发展政策。

近期，长三角地区发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职业教育一体化平台建设方案》，推动示范区内青浦、吴江、嘉善的职业学校跨区域招生。7月31日，甘肃成为继山东之后全国第二个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省份，“技能甘肃”将成为该省发展的新名片。

从学校主体来看，职教发展的困难或许是专业师资缺乏，但从省域范围来看，职教发展难题就变成了传统生源不足、职教经费不足。

与本科教育投入相比，高职院校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官方统计数据披露，2019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3464亿元，其中，普通高职高专占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但其教育经费占比不到两成。

传统生源不足更是头疼。当下，高职扩张是机遇，但也是挑战，去年100万的扩招任务能超额完成，主要是农民工、下岗工人与退伍军人等非传统生源人数占了接近一半。并且，在职教师资没有同步改善的情况下，高职扩招只会更加“摊薄”原有的教学资源，高职未来高质量发展又有新挑战。

如果放眼全球，职校生源问题似乎不愁。据人民网报道，2019年，韩国45万名高等教育院校的入学新生中，进入专科大学的学生约20万名，占比44%。在德国，每年有超过一半的毕业生会选择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全球颇负盛名，也让德国成为欧盟内失业率最低的国家。“双元制”能受到毕业生的青睐，一方面得益于早在1969年，德国通过《联邦职业教育法》，在法律层面确定“双元制”教育，社会认可度高。另一方面，德国已有完备的职业体系，据统计，2020年全德国共有324种不同种类的“双元制”教育职业可供学生们选择。

此外，在具体办学方面，德国“双元制”模式给中国职教发展带来的直观启示在于，“双元制”学生学习年限为2~3.5年，70%的时间在企业。

这也是代表们一直呼吁校企合作时所建议的方向。如全国人大代表、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宫明杰也就曾建议职教实行“场景式培养”，引导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建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平台，推广“校中厂”“厂中校”等联合办学模式。

事实上，在2019年底教育部发布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在相关条款中，提出了“学徒制培养，行业企业参与招生、制定培养方案”等校企合作的具体内容。

欣慰的是，华为等巨头企业在构建自身人才生态建设时，推行的产教融合规划，与上述条款中的内容不谋而合。

华为EBG中国区副总裁李同广曾公开透露了华为未来在产教融合事业上的规划。其一，华为将基于华为认证体系积极参与和支持国家1+X制度建设，持续优化和完善认证体系；

其二，华为计划与至少200家高等职业院校开展“华为ICT学院”校企合作计划，每年培养应用型人才不低于5万人，为ICT产业链输送优质人才；

此外，华为还致力于加强行业共同体建设来推动行业交流与合作。以5G+产教科融合高端论坛为例，该论坛计划，到2025年，初步形成500家优质单位参与的示范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论坛组织。

这意味着，5G+产教科融合高端论坛为平台，将形成以华为为中心的产教融合生态圈，更大程度发挥ICT产业链的优势，为行业数字化转型培养优质技能人才。

以华为为代表的大型科技企业，主动融入产教融合实践，或将为职教发展开启一扇新的希望之门，为职教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能量。

原创：南风窗   何   欣